“……父亲下放是在1973年，也没有什么正式通知，就是说不让演了，然后把平剧团的人关了三四天，之后就各奔东西了……虽然从1971年夏天开始，为响应中央号召，剧场的公开演出已经只剩下革命样板戏……我和弟弟随母亲在城南棉纺织厂待了小半年，到1973年入冬时，终究还是没能避免下放到农村的命运……东郊小礼庄是十一个大队部的统称，当时剧团一多半人都被分到了这里……母亲对农村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这种恐俱让她可以决绝地把评剧从生命中剥离得一干二净，让她可以躲在工厂里受尽白眼靠捡拾剩饭剩菜果腹，让她可以从睡梦中浑身发抖大喊大叫着惊醒……所以见到父亲时，她并不高兴。但是对我和弟弟而言，眼前的新世界并不像母亲所描述的那样可怕，起码不会有人三更半夜冲进家里打砸一通……分在小礼庄大队的有十几个人，除了一位女性和一对夫妻外，大家基本上过着集体生活，我们来了之后，父亲用泥坯、原木和石头，加上半张架子车板，在驴棚外新起了一个小天地……”

　　看到这期《评剧往事》是在愚人节，和我印象中所了解的相同，又不同，或许记忆都是隐秘的吧。

　　翻出《平海晚报》完全是买烟时一个随手的意外，毕竟不光母亲这个周专栏有一搭没一搭，现在连晚报出现在小报亭的概率都有一搭没一搭，问老板，答曰影响力问题耳，《平海晚报》其实是订阅某杂志的附赠服务。

　　对一份市级报刊来说，这并不让人意外。

　　就在这个上午，母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正在平阳谈事，如果没啥大问题一会儿可以到X大一趟，“要是乐意，正好请你跟陈瑶吃个饭”。

　　乐意是肯定乐意啊。

　　她郑重地问哪个饭店会好一点，老是那几家，吃都吃烦了。

　　我问还有谁。

　　是的，我想到了老贺，沈艳茹，甚至梁致远。

　　“就你俩啊，”她说，“咋，你妈大方一次不行？要不，你俩上行政新区来？”

　　这次我想到了平阳大厦。

　　好在不等我回答，母亲就自我否决了：“算了算了，还那家川菜馆吧，你俩啊，也就这口福了。”

　　这话说得很成问题，但做东为大嘛，我就不跟她计较了。

　　陈瑶自然屁颠屁颠的，体育课没上完就跑宿舍洗了洗澡，她要香喷喷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餐。

　　十一点半不到，我俩就跑川菜馆要了个二楼包厢，给母亲打电话，她说有个表要填，可能还要等半个钟头。

　　于是我俩就等。

　　结果服务员催了两次，过了十二点母亲都没能到。

　　我以为出了啥事，赶快给她打过去。

　　母亲一切正常，反怪我俩心急。

　　我说不是我俩心急，是店家心急，再不让上菜，就该被赶出去了。

　　说这话时我早已饥肠辘辘，而陈瑶在一旁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就差去啃一次性筷子了。

　　“点菜了没？那就先上凉菜呗，路上实在太堵了……快到学院路了……你看看你俩，蹭个饭不等东家到！真不知道说点啥好……”几次停顿后，她突然笑了起来，上气不接下气，足足有半分钟都没能组织出正常语言，“……不行了不行了，要笑死我了，你俩啊，快吃饭吧，小票留着，回头找我报销，我这正忙着，啊……”话没说完，她又开始笑。

　　陈瑶一脸迷茫，我大概比她还要迷茫。

　　我知道这是愚人节，但我没想到对母亲来说这也是个愚人节。

　　小半年不见，陈若男蹿高了一大截，少女曲线初现，甚至整个人都好像白了些。

　　既使如此，比起同龄人来，她这发育也够晚的了。

　　但陈瑶说这个妹妹生来身体不好，现在硬得跟铁蛋一样，够不错了，夫复何求？

　　这话说得火药味十足，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同印象中相比，小姑娘害羞了许多，以前一直你呀你的，现在连你呀你都不说了，让人忍不住揣测这是不是青春期付出的必然代价，不过嘴还是刁钻，只是抬起杠来脸红得更加理所当然了。

　　陈若男说她现在住了校，两周回家一次，干点啥都要先给她妈打招呼，稍微开点小差她妈也会在第一时间知道，真没把人憋死。

　　我说这是养猪，“你就是头猪”。

　　她竞没反驳，反而颇为认同地点了点头。

　　周末嘛，逛了逛大学城，又在校园里晃了一圈儿，最后跑镇上吃了顿驴肉——这也是我们这小地方唯一称得上“有特色”的东西了。

　　买橘子回来时，姐姐正在接开水，妹妹悄悄对我说她也要到澳洲留学了，她妈同意了。

　　“真的？”我问。

　　她点了点头。这头点得并不得意，事实上连高兴还是失落都瞧不出来。

　　饭间，就陈瑶上卫生间的功夫，我问陈若男她家谁在澳洲，她反问咋了，我说就随便问问呗，“哥也想留学呢”。

　　这么说着，我没忘给她夹菜。

　　她看我一眼，一声没吭，誓死不吭。

　　直到上公交午时，她才在姐姐的提醒下，冲我挥了挥于。

　　就那一瞬间，我突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乃至汗毛都竖了起来，但奇怪在哪儿，偏又说不出来。

　　这学期一过来，已有一大票人着手准备考研，虽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居多，但该举动对呆逼们的心理攻势还是不容小觑，简单说就是让我们觉得日子到头了，一种秋风扫落叶的感觉。

　　前阵忙着录音，连比赛都没怎么看，这阵得闲，算是如愿以偿地看了几场，活塞英雄不老，太阳如日中天，马刺稳扎稳打，湖人中气不足，姚明嘛，气势正劲，姚麦组合磨合得不错，干掉森林狼后，火箭一波七连胜，今年的季后赛入场券算是一半握在手里了。

　　就是4月9日火箭客场大胜湖人后，我们害了失心疯，只得抱上篮球跑出去操练一番。

　　岂料大家都害了失心疯，以至于塑胶场地连块晒尿布的地方都没，呆逼们只好转去东区。

　　在那儿，我们又碰到了艺术学院哥几个，陈晨也在，许是好久没见，乍一碰面竟陡生出一种荒谬感。

　　他头发算是弄短了，但刘海还是很长，只得用发带绷在脑门上，可能会有小姑娘觉得帅，但在我看来，该造型可以说颇为另类了，此外，脸还是惨白，大概南半球的阳光也拿他毫无办法吧。

　　这货冲我点了点头，下巴仰起的刹那，高挺的鼻梁显得更尖了，不愧是陈建军的儿子，真他妈像。

　　我没说话，也没点头，只是随手撂了个三分——可惜没进。

　　毕竟是老熟人了，场地又有限，大伙儿就凑合着打了一波。

　　可能是太阳太暖和，呆逼们打得懒洋洋、软哒哒，特别是杨刚，每次陈晨突破，他都只是象征性地甩甩胳膊，提醒了两次，也没见什么起色。

　　这搞得我心痒难耐，尽管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克制，但在陈晨又一次轻松地突进去时，我终于忍无可忍地一个侧跨步，扬手给了他一记大帽。

　　皮球招呼在脸上，嘭地一声响。

　　并没有流鼻血什么的，不过这老乡显然给打懵了，左手背抵着脸，好一会儿才皱眉瞪了我一眼，说：“操！”

　　老实说，他这副表情多少让我愉快了一些。

　　没其他意思，我只是觉得凡事要认真，打野球也不能例外。

　　无论如何，这个盖帽算是点起了烽火，你来我去之下，双方球风也越发凛冽。

　　陈晨手感还行，突破不成，他就拉出去投，这下防起来就没那么轻松了，毕竟我在低位，总不能次次上高位协防。

　　而每当我持球，陈建军的儿子也是死死盯防，不来两个以上的变向、变速，压根没有出手机会。

　　这才有意思嘛。

　　激斗正酣，突然有人攘攘上了——我方控卫跟对方一黄毛高个儿，还没看清楚，两人已抱作一团。

　　赶紧拉架啊，陈晨也劝，说又不是第一次打球什么的。

　　好歹拉开，两人依旧骂骂咧咧，我拍拍黄毛的背，说哥们儿箅了，不想他一把甩开我的手，说：“算你妈屄！”

　　可能是的，类似的话吧，听不太清。

　　我飞起一脚，给这货蹿了个狗吃屎，半天都没爬起来。

　　几个高冷艺术家扑上来，我猛喘了一口气，阳光普照，一切都新鲜得令人心花怒放。

　　继三月中的聂树斌案后，三月底湖北又爆出一个佘祥林案，某种程度上，后者转移了公众对前者的关注度。

　　刑诉法老师用了一个词——“巧妙”，他说倒不是讲有什么阴谋，而是余祥林案因被害人的死而复生己成为一个板上钉钉的冤假错案，没有任何推诿糊弄的余地，而聂树斌案可就复杂了，根本是一锅浆。

　　老贺也说聂树斌案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的复杂不在案情本身，而在利益纠葛。

　　“当年的主事者，”她神秘一笑，伸出食指向上捅了捅，“如今国安部一把手，啥情况自己琢磨一下。”

　　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法哲学、法实践问题，而是一个官本位问题，正是这样的官本位才让我们选择了这样的法哲学和法实践，总之，老贺说，聂案之惨烈不过是我国司法花絮的冰山一角。

　　是的，两个活生生的案例像是给诸位老师打了鸡血，搞得他们唾液狂喷，不止在课堂上，连论文项目开个会都未能幸免。

　　甚至乐队哥几个跑沈艳茹那儿听录音时，她也问了问这个事，简直莫名其妙。

　　白毛衣说录音还行，混音她可不会，不过有需要的话她可以帮我们找个混音师。

　　至于有没有需要，我们一时也拿不定丰意。

　　大波全程塞着耳机，摇头晃脑的，等出了办公室，我一把给他耳机揪了下来。

　　在我冷峻的目光下，他靠了一声说：“这是他妈的论文素材！”

　　他的意思应该是自己很用功。

　　于是我就借一只耳朵听了听——King Crimson的《二十一世纪精神病人》。

　　然而不等走出三角楼，耳畔便响起那个熟悉的旋律，渐强、反复，尽管配器完全不同。

　　我以为自己早己忘记，心里却还是咯噔了一下。

　　三月十二，也就是4月20号，是姥爷生日，以更换二代身份证为名，我回了趟平海。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不太高兴，至少表现得不太高兴，她说周末派出所又不是没人值班。

　　我假装没听见。

　　午饭直接在小礼庄吃，那股闹腾劲儿跟去年大寿比，也没差到哪儿去。

　　下午醉醺醺地去做了信息采集，前后折腾了一个多钟头，完了给王伟超打了个电话。

　　晚上呆逼们在柳絮纷飞的平河滩上吃了顿户外烧烤，王伟超主烤，不喝酒是不可能的，虽然母亲叮嘱在先。

　　到家时得十点过半，母亲在电视柜旁吹头发，见我进来，她只是歪了下脑袋，没吭声。

　　我叫了声妈，她才转过身来，关了下吹风机，马上又开了——我也说不好，或许只是调了下档。

　　我问奶奶呢。“睡了呗，”她瞅我一眼，“不催你就不知道回来！”

　　我坐到沙发扶手上，笑了笑，没说话。

　　“你说说你啊，时间还安排得挺满当。”她把头歪向另一边，接着吹。

　　我像个大人物那样叹口气。

　　母亲笑了下，很快又没了音——起码在嗡嗡声中听不见了。她穿着粉色睡农，香喷喷的，暖风把这种香喷喷无限放大后，吹到了我的脸上。

　　“我爸呢？”我靠近母亲，夺过吹风机，“还没回来？”

　　“完了，完了！”她挣扎了一下，很快抻着脑袋侧过身去。

　　我吸了吸鼻了。不知是酒精还是嗡嗡声让我的脑子有点发麻。

　　“你爸啊，小礼庄呗，说一会儿回来！”吹风机的轰鸣中，她声音很大，叹气声也很大，“正打麻将！”

　　我轻轻“哦”了一下，也不知道“哦”给谁听。那头青丝在我的手中滑过，感觉很奇怪，所以我说：“头发长了。”

　　“那可不是长了，还能越长越短？”母亲笑了笑，很快抬起头，“换小档啊，啧，我自个儿来得了！”

　　我也有样学样地“啧”了一声，很快换成了小档。

　　“凉风！”

　　我又换成了凉风。这次没“啧”，而是打了个酒嗝。

　　“没喝酒是吧？”

　　我笑了笑。

　　“弄完赶快洗个澡，臭死人！”

　　“我咋闻不到？”

　　母亲没理我，而是转身撑住了电视柜。我也顺势一屁股坐到了电视机旁，这下舒服多了。

　　“啥时候走？”

　　“明天啊，又不是不知道。”

　　“说得跟你妈撵你一样。”她侧过脸来笑了笑。

　　“那就不走了，明天星期四，星期天再走。”

　　“行了你，还知道自己姓啥不？”她白我一眼，轻轻来了一肘。

　　我肯定笑得很夸张，捏住那头青丝高高扬起，就这一瞬间，母亲衣领处的什么东西在我眼前晃了晃。

　　确切说是右颈侧靠近锁骨的地方，靛青色，隐约能看出是个弧形，像朵褪色的花瓣。

　　起初我以为是什么颜料，比如红药水没擦干净，或者衣服浸湿后掉色，但这个想法未免荒唐——因为齿痕在褪色的弧形里清晰可见。

　　母亲还在说着什么，脖颈上的青色脉络在眼前轻轻跳跃，我感到手滑滑的，仿佛融化了一般。

　　显然是父亲留下的，我这样告诉自己，但不争气的肠胃却一阵翻涌，毫无办法，扔下吹风机，我直奔卫生间而去。

　　没一会儿，母亲敲敲半掩着的门，问好点了没。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卡在喉咙里，却怎么也吐不出来。

　　母亲进来给我拍背，“让你喝喝喝！”

　　她几乎咬牙切齿。

　　第二天是被父亲敲醒的。

　　吃饭时一家三口，我问母亲呢，答曰要上外地演出，五点多就让青霞接走了。

　　我随口问上哪儿演，“古镇啊。”

　　父亲掇上一根酸萝卜。

　　“清明庙会不早过了？”

　　“嗐，”父亲又把酸萝卜扔了回去，“那个啥文化节早整不下去了，都没啥人，今年就没办！”

　　我埋头吃饭，没说话。

　　我犹豫着要不要“哦”一声，到底是放弃了。

　　父亲仰起脸，把稀饭喝得呼呼响，奶奶让他慢点慢点也无济于事。

　　直到一碗饭干完，他才放下海碗，满意地抹了抹嘴。

　　“老母猪又闷死了半窝崽，”他衔上支烟，“这个月第二次了。”

　　“你得看着呢，不看好能行？”奶奶直敲碗。

　　我把那根酸萝卜掇了过来。

　　“妈个屄。”

　　酸萝卜真是脆，但说不上为什么，嚼起来是苦的。

　　“肉价又便宜，”父亲摸了半天打火机，但并没有把烟点上，而是重又操起筷子夹了一块腊肠，“还是得找个仙儿看看啊。”

　　“他看得不行，后庙那个谁……”这个话题奶奶很是来劲。

　　“生肉啥价现在？”在父亲和奶奶的争执中，我觉得总得说点什么，“四块五？四块七？”

　　“四块二还不行？还四块五。”父亲笑笑，总算点上了烟，他伸个腰，站起身来，“去哪儿坐车一会儿？”

　　待父亲上阳台的功夫，奶奶开始抱怨，说猪毕竟是猪，要是跟人一样，那也不用咱们养了。

　　我不知说点什么好，只能喝饭。

　　不想奶奶捣了我一下，搞得她大孙子差点喷出来。

　　她声音很低：“从古镇回来啊，还要上林城，你妈啊，大忙人，前两天不才从平阳回来？”

　　“啥时候？”我用了很大劲才把面疙瘩咽了下去。

　　“啥啥时候？”

　　“你不是说才从平阳回来？”

　　“没给你说？就上礼拜六啊，说是开啥会。”不知是不是错觉，奶奶的眼睛越来越圆了。

　　父亲骑摩托车送我，我问咋不开车，他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好一会儿才在混着烟味的风中说：“万一有应酬啊，开个车也不方便，现在查得严。”

　　我问他不早戒烟了，咋又抽上了。

　　父亲没说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

　　早晨的风没由来地冷飕飕的，巨大的阳光倾斜而下，把柏油路面一劈两半，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世界在冉冉上升，而我们，我和父亲，坐着摩托车，在无限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