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姚麦组合己超越OK组合，成功跻身联盟史上最佳双人组的亚军，冠军是谁他没好意思说，据我估计，只能是瑟瑟发抖的乔丹和皮蓬了。

　　这牛吹得稍显夸张，有点拿东湖当太平洋的意思。

　　不过姚麦确实稳定，前一阵的表现也的确抢眼，场均合砍55 ，外带大两双的篮板和助攻，帮助球队提前五场锁定季后赛席位。

　　而季后赛首轮对阵小牛，火箭竟连下两个客场，这势头略猛，搞得呆逼们都有些口干舌燥。

　　四月末的一个阴沉午后，在东操场打球时，李俊奇神不知鬼不觉地蹦了出来。

　　在场边观摩一阵，吆喝了几嗓了后，他给我撂了瓶水。

　　我让他上场打会儿，这老乡撇撇嘴，摸了摸光头，又蹦回了绿茵场。

　　老实说，新发型不错，戴上眼罩的话，活脱脱一个忍者神龟。

　　回去的路上，在田径场入口，又撞上了这货。

　　他人模狗样地颠着球，问我五一有啥打算。

　　我确实没啥打算，就摇了摇头。

　　他问我去过422没。

　　我说没。

　　他就邀请我上422耍耍。

　　我问422有啥好耍的。

　　他捡球回来，擦擦脑门上的汗，半晌才说：“想想还真没啥好耍的。”

　　这过山车开得，让人没法接。

　　所以他就自己接了过去，说最近忙着写生，哪都去，啥都干，累得要死。

　　“难怪没见你打球。”我只能这么说。

　　“打球还是打架？”他歪着嘴，一副便秘的样子。

　　“靠。”

　　上次干架很不尽兴，没倒腾两下就被陈晨拉开，但梁子算是结下了，在球场上再碰着自然也没句话，这倒是务实之举——因为要真搭上了话，肯定免不了一场鸡飞狗跳。

　　奇怪的是，那之后便再没见过十五号。

　　“那帮逼啊，就那操行。”他总算把歪着的嘴咧开了，脸颊的痘痘显得立体了许多。

　　我笑了笑，没说话。我以为下雨了，但实际上并没有。

　　“陈晨爽啊，连课都不用上，整天开着车疯跑，比比老汉我……”李俊奇突然叹口气，像头悲怆的驴。

　　“是不是？”

　　“那可不，哎——”他抱球立定，得有个两三秒才戏剧性地扬了扬眉毛，“人这会儿就在平海的吧，好像他爷爷八十大寿。”

　　“老重德”仨字差点脱口而出，还好及时卡住。

　　我实在不喜欢这个话题。

　　呆逼们越走越远，已经绕过卵石路，拐进了小花园。

　　我觉得是时候跟老乡拜拜了。

　　不想李俊奇自己说了出来，他拍了两下足球，仰脸靠近我，耳语般：“老重德，人老心不老。”

　　说完他一个后撤步，梗着脖子作了一个笑的表情，但并没有发出声音。

　　我也只好笑了笑。

　　“都这把岁数了，身边儿……”他把皮球拍得啪啪响，好一阵才抬头扬了扬眉毛，“大姑娘小媳妇儿都没缺过……”

　　我不记得这老乡有什么神经系统上的毛病，但为什么剃了头发就要扬眉毛呢？

　　老实说，很淫荡。

　　于是随着他的只言片语，我眼前便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若干淫荡而恶心的画面，比如众所周知的老干部和小护士抢夜壶。

　　几乎一瞬间，我发现自己被尿骚味包围了。

　　临分手，李俊奇说他正在搞一个人像工程，要画多少多少幅随机的人物肖像，过两天有空了一定要给我来一幅。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可能是有些走神吧。

　　天阴得像一块巨大的囊肿，我觉得下一秒就会脓水淋头，把我们所有人烧得体无完肤。

　　上周四早上，在返回平阳的大巴上，我给牛秀琴打了个电话，响了有四五声就被挂断。

　　快到学校时，她回了过来，我以为她会说些奸夫淫妇间的客套话，再不济以长辈的口吻开个玩笑，然而没有，她直截了当地问：“咋了?”其时我刚从昏昏沉沉中惊醒，只觉胃里烧得厉害，半晌都没说清“咋了”，直到公交车报站，我才问她是不是又到平阳开会了。

　　牛秀琴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只好进一步提醒她：“开会，上周六是不是又到平阳开会了？”

　　犹豫了下，我添了个“你们”。

　　牛秀琴笑了起未，一种吞咽空气的声音，像鬼片里的呼救声，搞得身旁的女孩频频侧目。

　　等笑够了，这老姨说：“还惦记着呢！”

　　嗓音莫名尖利，极有穿透力。

　　除了握紧手机，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是有这么回事儿，”许久她才止了笑，接连“哎呦”了好几声，“不过我没去，你妈一个，领导一个，还有戏协那个谁。”

　　我哦了一声，水利局门口有人扭秧歌，锣鼓喧天。

　　“当天去当天就回来了，你呀，就是心思活络，累不累呀？不早说了，你妈跟他……”她压低声音，“早断了，肯定。”

　　果然，一连三天的雨，时大时小，但户外活动基本都泡了汤。

　　利用这个时间，我把一大摞卷宗、档案稍加整理后归了个档，甚至没等老贺催，可以说想不佩服自己都难。

　　谁知，开会时老贺还是公开提醒我，我的工作在所有人里面是最后完成的。

　　说这话时，她尿急般在教室里踱来踱去，到我身边就停了下来。

　　我只能假装没听到吧。

　　各种表格、卷宗、资料汇总被数个牛皮纸袋包裹着，又用麻绳扎了两匝，厚得像块要破吉尼斯纪录的千层饼，两三千页恐怕都不止。

　　老贺便抱儿子一样抱着它返回讲台，之后，拿它在讲桌上敲了又敲，粉尘升腾中，她宣布：“那就开题吧。”

　　其他不说，她这个动作看起来真是过瘾。

　　周六，也就是四月的最后一天，老贺打电话来，催我快选题、报题。

　　我说咋选，不就是土地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么，还能咋选。

　　老贺呵呵直笑。

　　我只好求贺老师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吧。

　　老贺变得严肃，说：“严林啊严林，我这项目组就这么埋汰你？”

　　我忙说不是，但到底是啥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想老贺又笑了——翻脸比翻书还快——沉吟半晌，她说：“放不放你，我说的也不算啊。”

　　这就过于明目张胆了。

　　母亲打电话来问我啥时候回去，我说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今年五一又没迷笛，有说是怕非典，有说是张帆跟朝阳区政府谈崩了，总之于我们而言少了个来回奔波吃土的苦。

　　至于黄金周，上哪儿玩，倒不是人太多、累不累的问题，而是穷。

　　何况对山山水水，我向来没什么兴趣。

　　五一当天在排练房倒腾了一上午，打打闹闹中正吃饭的时候，王伟超来了个电话，于是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带陈瑶回了趟平海。

　　对陈瑶的到来，母亲很是惊喜，殷勤地给我们提供建议，规划出游路线，她说真该抽个时间，陪我们玩上一天。

　　我说算了吧，是的，那熟悉的笑脸总让我心不在焉，压根打不起精神。

　　“算啥呢算？”

　　她有些不高兴。

　　我赶忙笑笑，说用不着，王伟超都计划好了。

　　王伟超的计划是先去大雁沟，想登顶就往庙里跑一趟，然后去谷地，钓钓鱼、玩玩漂流、尝点农家乐，这之后才是正常的游玩——他建议我们往原始森林的西南麓去，众所周知，那里尚未开发，“野营啦，烧烤啦，兴许能打只狍子、杀头狼啥的！”

　　这逼很兴奋。

　　王伟超说得有些夸张，狍子有可能，狼恐怕只是传说。

　　但既便如此，该计划也不适合给母亲全盘托出。

　　当晚一家人在商业街吃了顿饭，陈瑶全程红着脸，乖巧得让我不忍直视。

　　打饭店出来，母亲偷偷把我拉到一边，塞了一千块钱过来，小声问够不够。

　　尽管不好意思，我还是照单全收，我吸吸鼻子，点点头，屁都没放一个。

　　母亲不忘叮嘱：“别乱吃。”

　　实际上也没花多少，或者说压根就花不出去，大雁沟人太多，我们直接去了谷地，结果那里的人也没少到哪去，钓鱼就不说了，搞个漂流叫到几十号外，那场面壮观得，不知道的还以为上澡堂子搓澡呢。

　　吃了顿便饭，呆逼们直接往原始森林进发。

　　加上王伟超的女朋友，一程七个人，这女的是不是原来那个，我也说不好。

　　仨钟头不到，路两道的红布条和人类垃圾己不见踪影，除了鸟叫虫鸣，只剩脚下厚重的咯吱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土腥味，大家说起话来都莫名变得小心翼翼。

　　回望一眼，蜿蜒小径在参天树木中仿佛从未存在过，大概除了偶尔漏下的斑斑阳光，我们已经离生活足够遥远。

　　也正是在此时，我猛然意识到，这次算是来对地方了。

　　尽管有呆逼声称对这一带很熟，我们还是迷了几次路，一惊一乍、磕磕绊绊中，总算在天黑透之前穿过山坳，抵达一片开阔的河谷。

　　安营扎寨又是两个多钟头，中间不得不停下来吃了点东西，野营我是毫无经验，对这租来的帐篷更是不得章法。

　　打水，洗手，垒灶，起火，等吃卜烧烤，已近午夜。

　　还好，酒肉、星斗、和煦的风以及远近难辨的狼叫是最好的犒劳。

　　有人说不远处几米见方的山涧就是平河，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能开玩笑，起码说明之前的紧张慌乱在篝火和肉香前正渐渐消散。

　　陈瑶难得小鸟依人，更别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看来对这行程她老还算满意。

　　这趟王伟超还真带了把气枪，路上放了两枪，结果屁也没打着，往火边一坐，他又忍不住拿出来把玩。

　　于是围绕着枪械，呆逼们就瞎吹了一通。

　　某逼说他有个老表，邓村的，家里起码有两三把枪，92了、95了都有，他亲眼见过，还差点摸了摸。

　　王伟超说：“你老表谁啊，陈建国？”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搂着陈瑶，没吭声。

　　“住邓村的都是牛人啊，有个把枪也不稀奇，”另一个呆逼说，“不过你老表——不会是邓村看门儿的吧！”

　　又是一阵大笑，在山谷间跌来荡去就变成了鬼哭狼嚎。

　　一种熟悉感突然袭来，仿佛被谁挠着脚掌，我心里一阵麻痒。

　　第二天上午草草烤了顿肉，我们就打道回府了，虽然按王伟超的计划要玩个三四天。

　　打败我们的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是蚂蟥。

　　从那个下午陈瑶第一个在胳膊上发现一条，到晚上烤肉时每个人身上陆续揪出三四条，再到一早醒来帐篷上黑压压的一片，说不瘆人有点勉强。

　　不幸中的万幸是，王伟超的新女友并没有因此真的疯掉。

　　到服务站已是下午两点，一碗泡面没吃完，陈瑶就说家里有事，她得回去。

　　我问咋了，她说来了亲戚什么的，我便不再多问。

　　王伟超开着个松花江，把众呆逼沿途撂下，就载着我和陈瑶到家收拾东西。

　　奶奶肯定依依不舍啊，但也没办法，哪有拦着不让人走的道理。

　　陈瑶问用不用给母亲说下，想了想我说算了吧，先走再说。

　　怎么想的，我也说不好。

　　王伟超本来要留陈瑶吃个饭，但她说真的急，我只能笑笑说下次下次。

　　送走陈瑶，我们跑钢厂澡堂泡了个澡。

　　空无一人的洗浴大厅里，王伟超说：“可以啊，你个逼真是好福气！”

　　我琢磨着嘚瑟两句，却在一片温暖的湿润中昏昏睡去。

　　难说过了多久，一巴掌给我拍得差点蹦起来，王伟超笑笑说：“不比邴婕差。”

　　晚上哥几个喝了点，打了半宿牌，有人嚷嚷着上哪哪打球去，我滚到沙发上便再没爬起来。

　　昏昏沉沉中，记得王伟超他妈开门进来嘀咕了几句，再就是蚂蟥，爬得陈瑶满身都是，我提枪乱射，有人说不行，得用邓村的枪。

　　我一个激灵，打沙发上坐了起来。

　　天己大亮——何止大亮，九点多，太阳都晒到屁股了，王伟超迷迷糊糊地说厨房锅里有小米粥什么的，我匆忙穿上鞋子，拽上外套就奔了出去。

　　奶奶一个人在家，说：“你现在回来，可没饭了！”

　　我没空搭理她，径直进了自己房间。

　　撩起床垫，打开高箱，一通摸索后，总算把移动硬盘薅了出来。

　　奔书房，开电脑，奶奶在客厅说着什么，我气喘如牛。

　　几分钟后，几乎哆嗦着手，我终于把那个文件找了出来：0826dengcun。

　　在小区门几碰见了蒋婶，她说林林回来了，我“哦”了声就骑了过去。

　　邓村我知道，离平海的第一家丹尼斯不远，好像是什么市委还是军分区家属院，门口老有人站岗，高一军训时思想教育课就是在邓村对面广场上的。

　　就是有点远，在西南老城区，耗了我近一个钟头。

　　广场确实是广场，但远比记忆中要小得多，包括那个花坛和主席像，溜达了一圈儿，我便往家属院而去。

　　广场对面的应该是正门，大理石门廊上有八一标志，右侧竖着两块木匾．一个是“平海军分区家属院”，一个是“平海市市委家属一院”，同记忆中一样，确实有人持枪站岗，加上哨亭里的话，起码三个人。

　　这么说只是如实描述一下，我当然没有硬闯进去的打算。

　　站了有两分钟，我抹抹汗，溜着围墙继续前行——墙上有电网。

　　绕行一周用了八分钟，这个家属院或者说小区算不上大，东西南北共四个门，其他仨门都只有一个哨兵，而且门廊上没有任何标志或牌匾。

　　对着正门口又发了会儿愣，我骑向了广场，看到南侧的早点摊时方觉饥渴难耐。

　　待两个煎饼果子下肚，我才意识到适才的几个钟头自己只是发了一场神经。

　　到了剧场，已经一点多。

　　母亲在后台忙着，我倚着门瞧了一会儿，就回到了观众席。

　　前台俩大褂在说相声，天津人没跑了。

　　观众并不多，据母亲说一般三点钟之后人才会慢慢上来。

　　于是我就看到了三点，中间母亲出来两次，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我。

　　在戏班子上来之前，我走出去，跑老南街吃了碗面。

　　再回来，直接去了办公楼，团长办公室锁着门，我只能在会议室玩了会儿电脑。

　　不看不知道，继4月30日输掉一个主场后，火箭竟被连扳两局，今天索性连天王山都输了。

　　啊，真他妈的可喜可贺。

　　对于在办公楼发现我，母亲很惊讶，她夸张地拍拍胸口说：“吓我一跳！”

　　搞不好为什么，看着笑靥如花的母亲，那一刻我脑子里冒出的念头竟然是：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我承认自己走火入魔了。

　　回家的路上，母亲问：“陈瑶走了？”

　　“家里有事儿，走了。”我说。

　　“唉，忙得，”母亲撇脸看看我，“也没跟姑娘聊几句。”

　　我没说话。

　　母亲又看看我。

　　“跟她有啥好聊的？”我猜自己嘴里憋着屎。

　　“咋了？”好一会儿，母亲才说。

　　“差一辈儿有啥好聊的？”我歪着脑袋笑了笑，“真聊起来，你就发现差距了。”

　　“哦，你妈就是老古董，拿不出手。”她没看我。

　　“我可没这么说，你……”我不知道自己是慌张还是生气，一时之间竟有些面红耳赤。

　　母亲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险些趴到方向盘上。

　　我也笑了笑。

　　对我返还八百二十元人民币的行为母亲赞赏有加，说今年要拿了一等奖学金可以考虑送我份大礼。

　　我说那就等着瞧吧。

　　父亲则替小舅捎来话，让我有空上小礼庄钓鱼去。

　　于是五号一早，我就上剧团办公室拿车——说是一早，起码也得有九点半吧。

　　办公室连个人影儿都没，骑了车，我又拐进了剧场，结果母亲也不在。

　　我倒没有找母亲的打算，但看到青霞时还是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

　　她说今天文化宫有个评剧展，俩领导都去了。

　　我问是不是小郑搞的那个。

　　“你起码得叫老郑，”霞姐白我一眼，跟着笑了起来，“可不光是展览，以后可能会定成评剧节，这不你姨他们都去了，有戏唱哩！”

　　我“哦”了一声就没话说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是好是坏。我犹豫着要不要旁敲侧击打听下陈建军，还是放弃了。

　　霞姐让我把发簪拿来，于是我就把发簪拿来。她让我把它插上，于是费了好大劲我才把它插上。

　　“女朋友走了？”她问。

　　“走了。”

　　“姑娘不错。”

　　我没吭声，只是看着她化妆。

　　“姨一会儿请你吃饭。”

　　“吃啥？”

　　“盒饭啊。”她笑了笑，马上又皱皱眉，“看看，被你带沟里了！”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妈中午还回来不？”吸了吸鼻了，我问。

　　“那可说不准，领导们聚个餐不是很正常吗？哪有大餐不吃的道理！”

　　在剧场门口徘徊了一阵，我终究还是去了文化宫。

　　文化宫在东关，去年刚落成，至于什么时候开放的，我也不清楚。

　　记得以前是个粮站小区，三条主干道交叉口，有几个老年门球场，卖冰糖葫芦和遛鸟的特多。

　　这地方离商业街并不远，骑车二十来分钟，令我惊讶的是周围全是新开发的楼盘，巨大的广告牌像首最文艺的诗捅进你的心脏，平海哪来那么多外来人口啊。

　　文化宫占地得有六七百亩，看介绍，古玩市场、少年宫、文化馆、大礼堂，啥都不少。

　　过了大礼堂就是文化馆，门口张灯结彩，横幅上写的是啥我也没心思细看，正对大堂门口搭着个露天舞台，有几个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顺着中轴线挂着很多红绸布，每两个红绸布之间都是一张评剧人物肖像，肖像背面则用宋体小字印着若干剧目的剧情梗概，更远的地方有些道具展示、小地摊什么的，这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转了一圈儿，我也没能在稀稀落落的人流中找到母亲，或者看到哪怕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

　　看了看手机，十一点四十五，我决定去趟邓村。

　　邓村离文化宫不太远，骑车不到二十分钟，然而在正门对面的洋槐下蹲了半个多钟头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能在这里碰到熟人。

　　我觉得自己是在大海里捞针，何况未必有针。

　　绕着围墙骑了半圈后，终究还是拐进小店，吃了碗凉粉。

　　问了问哪个是文体局家属院，结果没人知道，老板娘操着平海口音说她是外地人，这个倒是很难看出来。

　　买烟时门口榆树下坐着一个大爷，我便心怀侥幸地问了问。

　　这老头一拍大腿来了劲，说：“后生，文体局家属院？没的！”

　　我说不会吧，他说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对邓村了解如下：一、二号院建于九一年，六层，分别是市委家属院和军分区家属院，三号院建于九六年，九层，依旧是市委家属院。

　　总之，没有任何一个能和我说的什么家属院对上号，他认为我找错地方了。

　　即便隔着围墙，九层楼还是很好辨认，应该有两栋，离北门最近。

　　于是我又在北门守了半个钟头，最后——还是自我否定。

　　刚进剧场，我便看到了郑向东，一身过于宽大的白西服使得他那头煽了油的头发黑得像掺着沥青的猪鬃。

　　看到我，他就笑了，我没笑，径直问他母亲回来没，“回来了呀，”他说，“早就回来了，饭都没吃，说有事儿。”

　　舞台上正摆着道具，我友情问了句“待会儿演啥”，不等他回答，便直冲后台。

　　但小郑叫住了我，他说：“不在后面，你妈不在后面！”

　　至于母亲在哪儿，他说应该在办公楼吧。

　　遗憾的是，他猜错了。

　　但陆宏峰在，正霸占着团长办公室的电脑，打游戏。

　　他说母亲接个电话就出去了，大概是在十二点多。

　　我瞄了眼手机，两点五十。

　　通往邓村的路上，我终究没忍住，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一连两次都没人接。

　　我这才感到太阳火辣辣的，它照在你脸上的时候仿佛打了你一拳。

　　直杀北门，这么搞是否明智恐怕只有老天爷晓得。

　　北门正对沿河南路，也就是进市区后分岔的北平河的南岸，这里有一个好，就是空间有限，车速并不快。

　　起先我在沿河花园的绿化带里杵了半天，后来发现太傻逼，索性在北门右侧一个修车摊上坐了下来。

　　这一坐几乎就是一个下午，或许以后无聊的日子里我会想起这么一个无风、焦躁又故作平静的午后。

　　我会记得自己假装无意地盯着每一个进出的车辆，记得一连吃了四五个雪糕，记得修车人上来聊天时表现得像个哑巴，记得玩了阵儿贪吃蛇，最后手机都快没电了。

　　大波告诉我，那个渐强、反复的旋律叫《波莱罗舞曲》，是大师拉威尔最通俗也最具美学意义的一部作品。

　　只不过陈建军听的是交响乐，我听的是吉米亨德瑞克斯的吉他solo。

　　我觉得耳熟，但事实上之前并没有听过。

　　六点多，当夕阳铁锈般洒满青石路面，修车人也开始收摊，我揉揉屁股，到底是无功而返。

　　慢悠悠地骑回广场，上面已满是载歌载舞的人。

　　我停下，试图点上一支烟。

　　远远地，一辆奥迪打正门缓缓驶出，到我身侧的洋槐下时，它还顽皮地调了个头。

　　夕阳把半开的车玻璃印得血一样红，我又打了一次火机，然后便看到了驾驶位上的人。

　　他笑着仰起了脸，两颊的法令纹生动得如一曲广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