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地就在鱼塘边，有个十来垄。

　　除了几茬僵死的花椰菜，尽是些娇嫩的小绿苗。

　　姥爷挥舞着阳光，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哪是茄子，哪是辣椒，哪是豆角。

　　我只能点头如捣蒜——恕我眼拙，一时半会儿还真瞧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

　　鱼塘倒是水波粼粼，在微风中送出缕缕耀眼金光，隐隐荡着丝鲜腥味。

　　姥爷说他每天早起都要绕塘子熘一圈，再杵这儿练半个钟头香功。

　　当然，单田芳得全程陪同。

　　他老这习惯十几年来雷打不动，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

　　唯一的例外大概是1999年，香功大师转起了法轮。

　　每个清晨和傍晚，他都要推着姥姥，到邻村老戏台和全天下弟子共修盖世神功。

　　无论如何，李教主可容不下单老师。

　　也不光姥爷，那年几乎所有人都在练功——苦恼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捷径——连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不能免俗。

　　记得小舅妈就怂恿母亲“没事也转转法轮”，“减肥、美容又养颜”。

　　母亲呸她说乐你的去吧。

　　“你妈啊，就是强，脾气太硬。”姥爷两手叉腰，扭了两圈后，突然叹了口气。

　　“啊？”我一头雾水。

　　“姥爷唱了一辈子戏，还不知道跑剧团咋回事儿？国营就挤个死工资，民营——一般人跑不来，更别说一女的。你妈啊，认准一理儿，八匹马都拉不回来，这几年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我拨拉着脚下的红薯藤，没吭声。

　　当年母亲辞职可以说是举家反对，最彻底的就是姥爷，但率先倒戈的还是他。

　　那阵奶奶跟母亲生闷气，要死要活的，六月天裹着条厚棉被，几天都不下床。

　　父亲是个温和反对派，两头说情，两头不讨喜。

　　而平生第一遭，母亲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任性和决绝。

　　简单说就是不争辩不反驳，饭菜送到，爱吃不吃。

　　至于奶奶吃没吃，我就说不好了。

　　时值期末，又逢会考，我也是焦头烂额，一周能回家沾次屁股就得谢天谢地。

　　考完化学那个下午大雨倾盆，我湿淋淋地蹿进门，奶奶竟坐在客厅里。

　　她瞅我一眼：“老天爷啊，淋坏了吧，快擦擦头，吃煮玉米喽。”

　　别无选择，我只能愣在当场。

　　那晚母亲回来后，我才知道姥爷就是那服神秘的催化剂——是他老人家从天而降，说服了奶奶。

　　至于我，自然始终站在母亲这边，尽管我的意见无足轻重。

　　“老二是难得的好苗子，五六岁吧，往台上一扎，那也是有板有眼啊。自个儿还上心，那会儿在这小礼庄芦苇坑，正念初中，往学校得步行十来里——就这，也不忘练功，早上不行就晚上偷偷练，毯子功没条件就单吊嗓子。”

　　姥爷开始老生常谈，连嗓音都清亮了许多，“那可是非常时期啊，团里演员都没几个坚持练的。你姥姥不让学，嘿，我就偷偷教。”

　　说着他笑出声来，我也陪着咧了咧嘴。

　　搞不懂为什么，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怎么也厌烦不起来。

　　“结果呢，回了城，老二考上大学，一拍屁股，飞了。反倒老大……”姥爷扭头瞥我一眼，嘴唇哆嗦着，却戛然而止。

　　清了两嗓子，他才又叹口气：“你妈就是太聪明。”

　　“聪明不好啊。”

　　我捡起一片梧桐叶子，笑得呵呵呵的。

　　养猪场门洞大开，勐然传出一阵咚咚巨响。

　　一时间，林子里鸟雀纷飞。

　　父亲停了车就没进院子，直接奔这儿喂猪来了。

　　我扫了两眼，终究是只闻其声。

　　“聪明当然好，可人这一聪明啊，选择机会就多，风险肯定也就高了。”

　　姥爷沿着菜垄踱了几步，又转过身来，“你说这生活生活，啥时候能活个明白呢？有句老话咋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太聪明，遭罪！”

　　姥爷这话我自然不敢苟同，但也不至于跟他老展开唇枪舌战，所以我依旧点头如捣蒜。

　　“这几年也多亏了小郑，他这副团长可没白干，忙前跑后，顶了不少事儿嘞。昨个还打电话来，要我训训你妈，文化局给拉赞助，她倒好，还不要。唉——凤兰啊，就是弯不下那腰，这点是遗传你姥爷，啊，打小就这样，改不掉喽。”

　　姥爷的笑声爽朗得如同万里晴空。

　　这里离水电站更近，那青色山峦几乎触手可及。

　　其实也不是青色，确切说更像踩扁一只幼蚕时挤出的那种灰不拉及的东西。

　　“下午这菜得再浇一茬。”

　　好不容易，姥爷止了笑。

　　他把凉帽递给我，弯下腰，刨了刨脚下的黄土：“瞅瞅，地太硬啊，这。以前肥，方圆几里都是芦苇丛，边上尽是些野林子，鱼啊，野鸡野兔啊，野猪啊，狼啊，啥都有。姥爷在这儿种了几季玉米，棒子得长这么长。”

　　他老人家太夸张，那哪是玉米棒，分明是棒球棍嘛。

　　“那会儿啥都得自己来，盖房、修渠、整地——知青们到得早，大队部仓库的老瓦房让他们占了去，咱们得自己和泥巴建土坯房。劳动之馀就是政治学习，排样板戏，有时候真是太累，连样板戏都时断时续。啊，这上地里劳动吧，你还得瞅着点脚下——知青们年轻啊，玩心重，老在林子里埋些土雷，整天砰砰响的。不过要是运气好，也真能炸点东西出来，哈哈。有次就扫了只狼，十来个人围着硬是用扁担给它戳死了。可咱们不知道啊，咱们只听吆喝，只见大队部土操场上架了口锅，香喷喷的，啥玩意儿，咱们哪知道？”

　　姥爷说着喜笑颜开，脸都红扑扑的，“晚上小郑他们端来一碗肉，说是孝敬师傅。那还客气啥，吃啊。小郑年方二十，团里也就他跟知青们走得近。实话说，也挺好吃，除了有点粗、有点腥。俩孩儿吃得那叫一个香。好啦，说说吧，啥肉啊这，打哪儿弄来的？狼肉！嘿，这狼油治烧伤咱知道，狼肉能不能吃——谁说的准？你姥姥当时就呕了起来。我肚子里也涨得慌，一时半会儿连话也说不利索了。你小舅啊，哇哇哭。还是你妈争气，说好吃。小郑逗她，问那还吃不。你妈抹抹嘴，吃啊，为啥不吃。这小妮子，啊，直接跟着小郑他们跑知青院儿里去喽。”

　　吃狼肉的故事母亲老早就讲过。

　　彼时还住在二中老家属院——我对那里的唯一印象便是楼下长得望不到头的晾衣绳。

　　冬日里逮个大晴天，五颜六色的棉被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老给人一种行军打仗的错觉。

　　而一到夏夜，必然隔三岔五地停电（直到九五年水电站正式运行，用电紧张的状况才得到缓解）。

　　毫无办法，大伙只能操上凳子、凉席，把团团燥热和苦闷一股脑挂到晾衣绳上去。

　　羞愧地说，打小我喜欢粘着母亲，只要玩累了，一身臭汗也要往她身上贴。

　　于是在母亲臂弯里，在把璀璨星空生生切开的晾衣绳下，我听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吃狼肉是最经典的一个。

　　从母亲嘴里出来，一切都绘声绘色，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老把知青猎狼和武松打虎溷为一谈。

　　有些东西注定永生难忘吧，比如母亲颚下不断跳跃着的青色脉络，比如通过身体淌进我耳朵里的共振——它使那个温婉的声音嗡嗡作响，使我不得不抬头死盯着那修长莹白的脖颈，俨然忘却周遭夜色中无孔不入的抱怨。

　　“喂完了？”

　　姥爷勐然从我手里拽过凉帽，转身挥了挥手。

　　我这才发现父亲打养猪场方向走了过来。

　　阳光欢快地舞蹈，使这个身着白衬衫喂猪的人尽显一种中年人特有的疲态。

　　“唠啥呢？”

　　父亲皱着眉，满脸堆笑。

　　连咳两声后，他才把烟屁股弹到了身侧的麦田里。

　　麦芒刚露个头，憋着一汪青涩的火花。

　　风拂过时它们就摇头摆尾，让人看了尿急。

　　“走吧，还不回去？”

　　“别给人点喽。”

　　“哪能啊？”父亲挠挠大背头，长吁口气，“老母猪还是站不起来。”

　　“还那头？药都吃了？”

　　“哪顿也没落下啊。”父亲笑了笑，又拍拍我，“啥时候走？”

　　“看看呗，六号七号都行。”我是真拿不准。

　　“年限也够了。”姥爷叹口气，突然咦了一声，嘴角也跟着扬了扬，“以前咱家和平最高，现在林林都超你小半头了。”

　　“那可不，”父亲看看我，又转向姥爷，两手摸着衬衣下奇迹般隆起的肚皮，“俺俩都是飞窜，只是这小子竖着长，咱是横着长。”

　　父亲的笑白花花的，眼角的褶子也变得锃亮，像是用矬子打磨了一夜。

　　太阳瞬间明亮了些许。

　　我擦把汗，想说点什么，却怎么也张不开嘴。

　　好在这时手机响了，有一刹那我以为是陈瑶，结果是母亲。

　　她说：“晃到啥时候呢，亲戚们都来了，让你姥爷快点回来。”

　　于是我们就往回走。

　　大大小小的塘子金光闪闪，宛若盛着烈焰的玻璃器皿。

　　这里本来有四个鱼塘，父亲又挖了仨，拢共六七亩。

　　五个垂钓塘，两个养殖塘，都是普通澹水鱼，外加些老鳖、黄鳝、泥鳅。

　　前两年也放过湘云鲫、湘云鲤啥的，结果没几天就死光光。

　　为此父亲专门找人算了一卦，说是“南鱼北犯”，“不可硬来，否则会伤及家庭”。

　　半仙这类屁话我自然不信，不过有一点他还真说对了——高考前那段时间家里确实气氛怪异，很明显父母吵过几架，但我一出现，所有人都又神色如常。

　　问奶奶，她说小孩管逑多，私下里又给我科普“打是亲骂是爱，哪有夫妻不吵架”。

　　奶奶这八卦得有点过分，但我忙着冲刺，也无意深究。

　　世界杯结束后的某个下午，我拎着一大书包的杂七杂八进了门，发现母亲独自坐在客厅里。

　　记得那天她梳了个大麻花辫，老长，在木椅靠背上戳出一只尾巴。

　　夕阳红彤彤的，打窗户灌进来，像泼了一碗血。

　　我大汗淋漓，叫了声妈。

　　她没反应。

　　我又叫了一声，她才侧过脸来，却很快俯到了桌面上。

　　当时我尿急，也没多想。

　　打厕所出来，母亲还趴着。

　　我顿时一个激灵，快步走过去，轻拍了下她的肩膀。

　　母亲嗯了一声。

　　我问咋了。

　　她还是“嗯”。

　　我只好在对面坐下，犹豫片刻后，攥住了她的一只手。

　　指针滴滴答答。

　　也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抬起头来，冲我笑了笑。

　　她两眼滴血般通红，我不由一凛。

　　母亲很快扶住额头，说别看，害红眼呢。

　　我说咋了嘛。

　　她说没事，就是太累。

　　我有些急，吼着问到底咋了。

　　母亲板起脸，拍了拍桌子，说真轴呢你，都说了没事，看你书去。

　　我不依不饶。

　　于是母亲说高考结束后告诉我。

　　很奇怪，当她以某种语气说话时，所有人只能服从。

　　然而高考后的狂喜和焦灼把一切都冲到了脑后，直到成绩下来的那天晚上我才想起这茬。

　　当时一家人吃烧烤回来，父亲在前，我和母亲在后。

　　天热得有点夸张，我目所能及的所有男性都光着嵴梁，连母亲都把长裙裙摆挽到了一侧。

　　满大街响彻着《生命之杯》，尽管那年所有足球都叫飞火流星。

　　像天热就要流汗一样自然，我问母亲那天咋回事。

　　她反问我哪天。

　　我说那天。

　　她笑笑：“就普通流感啊，早好了。”

　　就是这样。

　　夫妻关系这种事我大概永远搞不懂。

　　但说不好为什么，我时常会想起那个夏夜母亲轻盈的笑。

　　它就如同平河大堤上悄然滑过的一缕风，若有若无，却又利刃剔骨般沁凉。

　　忘谁说的了，女人神秘，女人的笑更神秘。

　　这多半是屁话——任何试图总结人生哲理的行为必将沦为放屁，但用在其时的母亲身上多少还是适宜的。

　　所以啊，引箴言讲警句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陈瑶就是女人，但她就算笑起来也凶巴巴的，毫无神秘感可言。

　　小舅妈则是另一种情况，她的笑总让人感觉很暖和。

　　正如此刻，她沿着蜿蜒小路向我们走来，老远就笑靥如花。

　　当然，即便烈日当头，我也并未因此流下更多的汗。

　　小舅妈停下来，冲我们招招手，又向前走了两步。

　　我以为她会再走两步，然而没有——她停稳当了，喊：“来人了，快回来！”

　　不等我靠近，小舅妈就直眨眼：“林林真高哇。”

　　挽上我胳膊时，她还在说：“光瞅着高，没想到都这么高啦。”

　　打上高中起，她见我的头三句便离不开身高。

　　我笑着问小舅妈刚去哪儿了。

　　她横我一眼，甩了甩长马尾：“忙呢呗，以为跟你一样有闲工夫瞎逛？”

　　姥爷咳嗽了一声。

　　她立马伸了伸舌头，一时间把我挽得更紧了。

　　小舅妈还在二中教书，或许住的远了，这两年很少到家里来。

　　当然，印象而已，除了寒暑假我也没在平海呆过几天。

　　此人曾声称考上重点就送我什么什么礼物，结果高考后那个暑假我数次杀到小礼庄她都不在家。

　　直到临开学，她才托姥爷给我捎来一把红棉民谣。

　　琴倒是不错，至今尚在服役期。

　　也多亏了这把琴，我才得以在机电系的电音论坛遇到了陈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