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来，母亲已不在家。

　　问奶奶，她说上班去了呗，“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么闲啊”。

　　这话没毛病，我也无言以对。

　　早餐依旧是红薯稀饭，端油饼出来时，奶奶调侃我是不是还惦记着去原始森林呢。

　　我想靠一声，却没敢靠出来，只觉得这油饼戳人嘴疼。

　　就这功夫，奶奶也不忘在一旁唠叨，先是感慨母亲工作忙，完了一撅嘴，开始老生常谈：“你妈啊，毕竟是个女的，整天在外面跑，你说方便不方便？”

　　在我风卷残云的呼呼声中，她老经过全方位的理性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剧场能稳定下来就行了，够可以了，算是一番事业了。

　　“你有文化，你说说，这咋不算一番事业？”

　　奶奶一脸诚恳，把手甩得啪啪响。

　　这话依旧没毛病，只是她老当初也是这么评价人民教师的。

　　我唔嗯两声，算是回答过了。

　　这个上午，我的心像是扑腾在面缸里，说不好是百无聊赖还是坐立难安。

　　在扑簌簌的粉尘中，时不时地，我想给母亲打个电话，却又迅速地自我否定，觉得此举莫名其妙，简直是发神经。

　　连奶奶都看不下去，怪我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猴子一样。

　　“尾巴让人踩了？”

　　她越过老花镜瞥了我一眼。

　　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太像猴子，将近十点时我随奶奶到小树林里溜了一圈儿，结果在楼下碰到了蒋婶。

　　她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叫道：“林林回来了？”

　　愣了一下后，我说：“哦。”

　　她扭着腰胯，显出一副尚在运动中的样子，脸笑得像红白花儿一样：“没事儿到婶家坐坐啊。”

　　我也笑了笑，却眉头紧蹙，兴许是那扑面而来的阳光过于刺目。

　　老年人的娱乐活动花样繁多，可惜奶奶都瞧不上眼（也可能是技术性要求太高），她老独爱打牌——麻将和牌九都没问题。

　　这可以说是一种相当恶劣的赌博陋习了。

　　关键是和所有的赌徒一样，刚刚还一团和气，这往牌桌上一坐，个个都绷紧了脸，啥刻薄话都能说出来。

　　瞅了一会儿，我便心生厌烦。

　　正是此时，手机响了。

　　振聋发聩，乃至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包括我。

　　母亲问我在哪儿。

　　我说在家。

　　她说：“那下楼来啊，搬点东西。”

　　于是我就去搬东西。

　　后备箱里码着两箱水果，加上大兜小兜七八样菜，保守估计也得跑两趟。

　　这水果嘛，母亲说是中秋节福利，这排骨、羊腿和虾，以及所谓的平阳藕，她说国庆节搞活动，没忍住就买了。

　　说这话时，母亲一脸明亮，笑容恬淡而又俏皮，和昨晚上判若两人。

　　在毕加索往东四五十米的地方，我看到了母亲。

　　她倚着栏杆站在路灯后，蓝底碎花长裙随着月光流淌，黑漆漆的影子却黏稠得像块膏药。

　　路灯在一片银色中点上了一团昏黄，母亲便悄无声息地飘零在这团昏黄之中。

　　我叫了声妈，她说你咋来了，就又撇过了脸。

　　显然，她听到了我的喊声，甚至脚步声。

　　这让我非常生气，嘴唇都有些哆嗦。

　　月光是银色的，所以我的汗水也是银色的。

　　我擦了擦银色的汗水，说：“你耳朵是不是聋了？！”

　　声音很大，乃至我怀疑自己听到了回声。

　　没有回应。

　　头发舞动，长裙摇摆，母亲望着那汪几近干涸的平河水，一动不动。

　　好半晌，我慢慢靠近她，又叫了声妈。

　　她嗯了一声。

　　“咋了？”

　　我问，很轻。

　　她还是嗯，然后问我吃饭没，始终没有回头。

　　我说吃了，我敲敲路灯，往远处眺了几眼。

　　除了银色、昏黄，就是黑暗，往常那些星星点点的光在这样一个夜晚消失得无影无踪。

　　“咋了，”我又问，“跑这儿干啥？”

　　依旧是嗯。

　　与此同时，我嗅到一股咖啡味儿。

　　“咋了嘛？”我站到母亲身后，搭上了她的右肩。不知是不是错觉，一片冰凉。“妈？”眼前的身体在轻轻颤抖。随着脑袋里轰隆一声，我已捧住肩膀把母亲扳了过来。她挣扎了一下，就迅速扑进了我怀里。但我还是看到了那张满是泪水的脸——那湿漉漉的睫毛，那水光朦胧的眼眸，那晶莹的银色湿痕，瞬间便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母亲软软的，抖得越发厉害，泪水很快就打湿了我的肩膀。始终没有声音。直到我抚上她的脊梁，拍了两下，那小声的啜泣才如泉水般缓缓淌出。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长发摩挲着我的脸，咖啡，或者说中药味儿，愈发浓烈。这让我想到01年夏天，也是在这里，母亲近乎哭着说环境不合适，剧团要不就算了吧。那是从六月份辞职后到国庆节剧团首次商演间她唯一表露出的一次疲态。

　　同上次一样，几乎一夜之间，母亲便满血复活。

　　那头中长发难得地扎在脑后，加上一身大红色的运动装，整个人看起来紧俏可人。

　　在电梯里，几经犹豫，我还是问她昨晚咋回事。

　　母亲翻翻眼皮，扛了扛我：“记性倒挺好！”

　　我盯着镜子，不依不饶。

　　“太累了呗，压力山大，”她叹口气，笑了笑，“让儿子看笑话喽！”

　　我还是不说话。

　　她就捣了捣我：“瞅你那脸，棺材板儿一样，给妈笑一个。”

　　于是我就笑了一个。

　　“真没事儿了，傻样儿！”

　　走出电梯时，母亲这么说。

　　昨晚上，我和母亲到四中正门口吃了碗刀削面。

　　当然，是她吃。

　　老地方丁点儿没变，老板却换了人。

　　就在那狭小油腻的三合板木桌上，我问母亲到底咋了。

　　她垂着眼摆摆手说：“明儿个再说。”

　　我想告诉她如果太累，就不要做了，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这一切如同九九年夏天的燥热中我写了一遍又一遍的长信，终究免不了付之一炬。

　　等我把那箱梨扛上来，母亲已经在厨房忙活开了。她问我想吃啥，我说随便，她说整天随便随便，我说：“你做啥我吃啥呗。”

　　“算你识相。”

　　好半会儿她说。

　　母亲清理虾的功夫，我择了几个扁豆角，可以说手到擒来。

　　她问我今天走不走。

　　我说不知道。

　　她说啥叫不知道。

　　“你是不是撵我走啊？”

　　我笑了笑。

　　“管你呢，”她切了一声，“哪怕你把自个儿拴到家里头呢。”

　　择完豆角，我有点意犹未尽，就寻思着再干点啥。

　　她摆了摆手说：“行了，别装了，该干啥干啥去，下午走不走哇，给个准信儿。”

　　于是我就跑书房查了查去北京的列车信息，完了给陈瑶打了个电话。

　　她说了声上QQ，就挂了。

　　这一侃就是几十分钟，你来我去全是屁话。

　　最后我说：“要不咱分头去得了。”

　　她说：“可以呀，有种你就这么来。”

　　午饭很丰盛，油焖虾、藕夹、羊肉山药，又拌了个腐竹。

　　母亲开玩笑说排骨和另一只羊腿得给父亲留着，“不然人回来该说咱不仗义了”。

　　奶奶哟了一声，终究也没说啥。

　　母亲冲我眨了下眼。

　　我想笑笑，老赵家媳妇儿却没由来地在脑袋里晃了一下。

　　后来我开瓶啤酒，给母亲倒了一杯。

　　她问我商量好没，啥时候走。

　　“今儿个走有车送，明儿个走啊，自个儿去车站。”

　　“急啥，吃完饭再说。”我大快朵颐，毫不要脸。

　　“还剩了点儿虾，一会儿剁馅，晚上吃饺子。”母亲眼都不抬。

　　“那就明儿个走吧。”

　　“那敢情好，”半晌奶奶说，“这饺子馅啊，也拾掇点儿，让那啥小妮子也尝尝。”

　　瞥了眼红云满面的母亲，我终于也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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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迷笛在北京雕塑公园，门票十块钱。

　　十月二号还行，废墟、沙子和痛仰轮番登场，可以说高潮频频。

　　可就这个晚上，八宝山派出所接到扰民举报，接连出了两次警。

　　演出暂停倒是其次，最关键的后果是接下来两天的演出大面积缩水，直接下午七点钟收摊。

　　在无名高地打了两天地铺后，四号中午，我和陈瑶挥挥手，告别了北京。

　　可以说兴高采烈而来，风尘仆仆而去，除了油腻和失落，少有其他收获。

　　在此不得不感叹大波的奸诈，他老早就从迷笛难产推出了这将是个畸形儿，很不幸，被他言中。

　　然而录音事宜还是没搞定，师大的胖子像是舌头上生了痔疮，说起话来躲躲闪闪、模棱两可。

　　刚从深圳归来的大波倒是宽宏大量，他表示应该多给对方一点时间，毕竟咱们的歌词太牛逼，毕竟一支牛逼的乐队会经历各种考验，包括被一个随地吐痰的胖子审核歌词。

　　他说这是鲍勃迪伦说的，除了日他妈的，我真是无话可说。

　　迪伦中文真是可以的。

　　六号一整天都在排练房玩，鼓手没归队，我就客串了把鼓手。

　　大波说：“你个逼节奏感行啊，以后你来打鼓得了。”

　　当然，这是瞎逼胡扯。

　　倒是他老从深圳捡回了一书包的洋垃圾，多是4AD八十年代的唱片，能否欣赏得了另说，幸福感满满是肯定的。

　　“这年头啊，”大波感叹，“连王磊、丘大立的碟也卖不出去啦，没人听了，再没人听打口了。”

　　下午到了饭点，难得大波尽兴乃至要请客喝酒，陈瑶却说有事，一把给我拽走了。

　　至于是啥事，她老守口如瓶、装聋作哑。

　　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后面跟着。

　　在校门口的石狮旁，陈瑶停了下来。

　　她冲我笑笑，我也冲她笑笑。

　　但恕我直言，不说依旧火辣的夕阳，这稀粥般人来人往的，你这么一杵，实在有些愚蠢。

　　兴许听到了我内心的呼喊，陈瑶朝停车场方向走去。

　　然后一辆奥迪A6便缓缓驶来，在我们面前堪堪停下。

　　接下来，陈瑶拉开后车门，抱了一床凉被出来——当然，后者很快便辗转到了我手里。

　　这时前车窗也摇了下来，如你所料，是陈瑶她妈。

　　我笑笑说：“阿姨好。”

　　她摘下大蛤蟆镜，也笑笑说：“你好。”

　　就是这样。

　　我以为她会打车上下来，但是并没有。

　　陈瑶走近，问她是不是还有事儿。

　　她妈张了张嘴，却被陈瑶一句话给顶了回去——“咋，不请我俩吃个饭？”

　　饭点人多，只好去了校宾馆。

　　当然，即便人不多，就近吃饭的话她妈多半也会选择校宾馆。

　　陈瑶说吃火锅，于是我们就吃火锅。

　　在等待上菜的过程中，说不好为什么，我总感觉有点尴尬。

　　兴许这是硬抢过来的一顿饭吧。

　　陈瑶话很多，可以说肥羊和鱼片也拿那张小嘴毫无办法。

　　但她主要是面向我，乐队录音了，教学评估了，奖学金了——我不明白这些鸡零狗碎为毛要挑在这个时间点说。

　　她甚至一本正经地跟我探讨练习110米栏的可行性，除了硬着头皮信口开河，我也别无选择。

　　不知是不是陈瑶过于活泼，她妈显得有些落落寡欢。

　　这个一袭黑裙的女人很少动筷子，话也少得可怜。

　　撇开刚进门时对宾馆装潢的一番点评，我还真不记得她发表过什么宏论。

　　后来她妈起身接了一个电话。

　　回来时，出于礼貌，我问她不会有啥急事儿吧。

　　她笑笑说没事儿。

　　然后陈瑶就手忙脚乱地表演了一个大杀招——她站起身来一连给我掇了几筷子菜，荤素结合，肥瘦搭配，方是方，圆是圆，红是红，绿是绿。

　　蒸汽腾腾中，我脸涨得通红，连掐死她的心都有了。

　　她妈则笑笑说快吃，又环顾一周：“甭看店面不咋地，这味道还挺正宗。”

　　整个饭局，她唯一指向我的一句话就是问我想不想考研。

　　老天在上，现在考虑这个未免过早吧，所以我摇了摇头。

　　她也没说啥。

　　然而出乎意料，在停车场，陈瑶她妈突然提到了母亲。

　　她问：“你妈的评剧学校咋样了？”

　　我告诉她差不多了，马上就能招生。

　　说这话时，我盯着那盘旋而上的奇怪发型，有点恍惚。

　　录音还是泡了汤，决绝而彻底。

　　按胖子的说法，正值教学评估，我们这是往枪口上撞，而他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挽救我们一下。

　　“当然，等这一阵儿过去了，如果有啥积极向上的健康作品，咱们还是可以合作的，帮助年轻人，何乐而不为？”

　　这么说着，他吐了一口诚挚的浓痰。

　　吹就吹了呗，老实说，无所谓。

　　可大波有点接受不了，他说自己都大四了，也没多少时间玩了，“真她妈想干死这个胖子”。

　　大家就劝他想开点，女人那么多，为毛单在胖子这一棵树上吊死呢。

　　何况，哪怕时间再宝贵，玩一玩的功夫还是挤得出来的，怎么会没时间呢？

　　“世界这么大，你却越来越老，一门心思玩乐器，乐器哪有屄好玩。”贝斯吞云吐雾。他脑袋小脖子长，像只红脸鸬鹚。

　　“啥意思？”大波问。

　　“没啥意思，少谈情，多玩屄，你咋就不明白呢？”他耸了耸肩，这下就更像红脸鸬鹚了，“喝酒喝酒。”

　　于是大波就喝酒，他仰起脖子吹了一气，然后一酒瓶敲在了鸬鹚脑袋上。

　　瞬间，后者的脸就更红了。

　　周遭立马安静下来，贝斯晃晃脑袋，或许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已没了力气。

　　大波则站在一旁，直喘粗气。

　　犹豫了下，我还是喝光了杯子里的酒。

　　刚跟大波学琴那会儿，这逼可以说命犯桃花，换女朋友就像女同志们换卫生巾，每次还都要晒户口本一样隆重地介绍给我们。

　　后来果儿就越来越少，乃至不知道从哪天起，他再也不带任何女性跟我们一起吃饭了。

　　从量变到质变，可怕的宇宙规律。

　　或许电音论坛的老会员们还记得这逼曾经的一头飘逸卷发，流俗却不可避免地深受女性青睐。

　　当然，在我眼里，那是一顶活动着的英美法系法官头套。

　　国庆长假结束后没几天，表姐给我来了个电话。

　　她让我猜她是谁，可惜我没猜出来。

　　于是她用平海话说：“小时候真是白疼你了。”

　　我说：“靠！”

　　我真的说靠。

　　她说：“靠啥，也不给姐打个电话。”

　　这句话真是问住了我，我也说不好为什么没有联系她。

　　“周末请你吃饭，”她说，“看你还认识姐不。”

　　当然，在公交站台上，我一眼就认出了陆敏。

　　反倒是如果我不招手，她可能就认不出我来。

　　“啥时候蹿这么高？”

　　她仰着笑脸，接连在我背上来了两巴掌。

　　表姐是真不矮，一米七以上，她穿了件绿色长袖线衣，齐整整地压在发白的及膝牛仔裙里，脚蹬一双白色帆布鞋——如果穿高跟，那更是了不得。

　　直到在饭馆坐下，她都还在说：“以前那么小一点儿，几年不见这么高！”

　　我不知说点什么好，只能笑了又笑。

　　跟几年前比，她倒是一点没变，虽说不至于一瞅就有种军人气质，但确实跟普通女孩不一样。

　　至于哪不一样，我是说不出来。

　　陆敏大眼薄唇的，很像张凤棠，就是肤色深点，后者无疑是陆永平作祟了。

　　“十一你姐兴冲冲地跑回家，结果你不在家！”

　　“你也不早说！”

　　“我姨说你上北京玩儿了，玩儿啥了？”

　　“瞎玩儿呗，看演出。”

　　“挺能跑啊你，不是一个人吧？”

　　“呵呵。”

　　“咋不把人带出来，让姐也瞅瞅？”

　　“还没见我哥呢，哪轮得到她出场。”

　　“哟，你个死林林，嘴挺油啊，跟谁学的？”

　　我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倒是狗急还要跳墙呢，这打铁啊，还得自身硬。

　　表姐在军艺读戏剧文学，现在分到了文化局艺术科，管文艺演出什么的。

　　据她说，除了工资低点，还不错，“你妈要来平阳演出啊，也得归我管”。

　　她男朋友以前在新疆当特种兵，后进了平阳武警支队，“再有一年就能转业”。

　　我说祝你们幸福啊，她说那当然，“还想在你们学校附近买房呢”。

　　饭毕，我带她到校园里晃了一圈儿。

　　再出来时，在公交站台上，陆敏朝不远处努努嘴：“就这个楼盘。”

　　毫无疑问，她指的是建宇开发的什么大学苑，暑假后就开了盘，卖得挺好据说。

　　翻修后的西操场已投入使用，我等却养成了跑东操场打球的习惯。

　　李俊奇重返篮球场，活蹦乱跳得像头驴，连盖他几个帽，这货都不长记性。

　　另一个老乡倒久未露面。

　　问李俊奇，他指指胳膊，说陈晨受了点伤。

　　这就有点夸张了。

　　直到十月下旬的一个周六，我才在操场上见到了陈晨。

　　他确实受了点伤，至今右胳膊还吊在脖子上。

　　我们打球时，他就在一旁看，还不忘左手运球，颇有些张海迪老师的风范。

　　出于礼貌，下场休息时，我问他胳膊咋回事儿。

　　他望了望篮球场，好半会儿才说：“受伤了。”

　　他的话没毛病。

　　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乡勇于承受各种磨难，比如没事儿就拿把刀子在自己左手腕上切一切，可以说是励志楷模了。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何况那条蚯蚓总是藏在护腕或袖管里，咱也就有幸见过一次。

　　周日下午，陈晨也在。

　　难得地，他竟学会了叫好，虽然那声音单薄克制，以至于有点冷漠。

　　就是这天陈晨主动跑过来，找我聊了几句。

　　他先问：“你们乐队啥风格？”

　　这我可说不好，所以我说：“啥风格都有。”

　　“录音了？”

　　犹豫了下，我说：“还没。”

　　“X大艺术学院不就有录音室？”

　　这句话尽显公子哥儿的幼稚。艺术学院又不是法学院，何况就算是法学院，那也不是咱家的，哪能想用就用？我摇头笑了笑。

　　“要是真录音，”他说，“我能想想办法。”

　　最让人头疼的莫过于那篇名叫《土地价格的法律分析》的论文了，光个资料搜集都事无巨细、繁复严苛，白白糟蹋了我两个周六。

　　找老贺汇总材料时，她夸我表格做得好。

　　我谦虚地笑了笑。

　　是的，不笑，难道你去哭啊？

　　虽然明知夸奖没屌用，又不会发奖金。

　　不过比起奖金，我更希望老贺能跟我谈谈她的感情状况。

　　倒不是鄙人过于关爱中老年妇女的精神生活，而是——搞不好为什么，许久未见梁致远，我这心里头有点空空的。

　　梁总似乎再没来找过老贺，至少没有这个迹象，比如人或者车，起码我没有碰到。

　　当然，人家约会没理由秀到你眼前。

　　所以在办公室，我对老贺说：“咦，好久没见到梁总了啊？”

　　为了使自己的话不过于突兀，我用了一种很可爱的语调，听起来多少像个弱智。

　　也不知是被可爱还是弱智感染，老贺抬头瞅我一眼，然后笑了。

　　她说：“这个事儿你倒挺关心。”

　　说话之前她就笑了，说话过程中她保持微笑，说完话她还在笑。

　　老实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就想溜之大吉。

　　但老贺指了指她的御用保温杯：“麻烦续点水去。”

　　我只好去续水，啦啦啦的水声让人尿急。

　　恭恭敬敬地递上茶杯，我就想溜。

　　老贺却适时地抬起头来，她抿上一口茶，瞟我一眼：“梁总啊，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哪。”

　　如果换一个交谈标的，换一个场合，她这种戏剧性的语言多半会让我捧腹大笑。

　　而此时此刻，我心里却猛地一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