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谈话中，赵导谈到了分在上影厂的第五代导演的命运不济，上影当年注重的就是一种流畅的叙事手段，最接近于好莱坞与香港商业片的风格，分在上影厂的属于第五代的张建亚、江海洋、彭小莲的运气不错，一到上海，三年内就在上影厂的施予他们的优惠条件下开始拍片了。

　　当年电影局局长陈昊苏大力宣扬娱乐片路线，彻底颠覆了中国以宣传电影为主的面貌，他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界的“戈尔巴乔夫”，毁灭了建国后建立起来的按部就班、自成体系的电影观念。

　　娱乐片最后以不堪市场的冲击而败北，全军覆没，让开了一条通天的大道，夹道欢迎狼奔豕突、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的好莱坞的所谓大片。

　　娱乐片路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不成熟的市场体系下的中国电影业的自毁长城，就像戈的改革，是一次对前苏的彻底瓦解一样。

　　就像百团大战那样，把几支破枪烂铁，拼拼凑凑地全部家当一下子推上去，从而赢来了以后中国电影数十年的被好莱坞大片压制、围剿的悲惨结局。

　　上影厂在娱乐片大潮中拍的枪战、娱乐片应该说在当时中国的电影界是最娴熟的，也最有可能晋级成香港电影的那种类型电影的。

　　江海洋拍摄的《一无所有》、张建亚拍摄的《三毛从军记》甚至第四代女导演黄蜀芹拍摄的《超国界行动》都取得可观的票房。

　　这类影片比长影厂拍摄的那些胡编滥造的革命题材影片、其它厂拍的一些故事生涩、场面幼稚的影片相比，的确具有着上影传统施加在影片中的独特天赋。

　　但是，第五代在上影也注定是悲惨的。

　　张艺谋、陈凯歌这些日后第五代的领军人物，当年他们却走的是一条与商业片背道而驰的路线，挑战影像传统，挑战传统价值，挑战主流意识。

　　这些种种的近似于地下电影的额外元素，使这些影片更容易在商业片的无伤大雅的氛围中脱颖而出。

　　在中国，政治的加盟，往往使一部电影充满暧昧，吸引人们的关注。

　　《红高粱》、《黄土地》、《一个和八个》这些影片中，无一不是充斥着对革命历史的重新解释与非英雄化的演绎。

　　当第五代导演在上海还在按照主流意识或者回避主流意识进行他们的讨好观众的娱乐需求的时候，张艺谋那一帮们，却在政治的边缘地带，挑起了一个热点，凭借着中国微妙的对政治因素的运用，借力发力，打上了中国影坛，走向了世界影坛。

　　张艺谋们的成功的第五代无一不是在小厂、在娱乐片的领域之外，取得了国际性的名声。

　　而上影厂的第五代，他们是当年最接近好莱坞电影风格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曲线救国的道理，几十年如一日地拍摄那些明亮的、曲折的、流畅的但注定不敌好莱坞的娱乐片，最终，他们被淹没在那些大同小异看不出个性色彩的打打闹闹的影片中，更风卷残云一般地随着娱乐片的热潮过去，被扔进了垃圾堆。

　　第五代的江海洋不得不去拍一部电视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向老上海的经典电影暗中救援，企图凭着这一根救命稻草重新激荡上影的昔日辉煌。

　　上海，这个第五代里的领军人物张艺谋弃若弊履的城市，现在日益成为世界电影的关注焦点。

　　一些境外的影片纷纷把上海作为背景，甚至连台湾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把故事从小岛搬到了大上海，最终因水土不服，成为一个过街老鼠。

　　在世界电影，甚至包括外国的科幻片都把上海作为背景的情况下，上影的本土导演的那种焦灼情绪是强烈的，眼看着一个个摄制组开进了一上海，一部部上海题材的电影代替了西部片的那种蛮荒与苍凉开辟了娱乐电影的新领域，上海的导演可谓用心急如焚来形容，所以《做头》导演百般抵毁第五代摄影师候咏拍摄的《茉莉花开》，认为电影中的上海风味不地道，这完全是一种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心态在作怪。

　　在这样的情况下，混在电影边缘的赵土根导演的心里也是焦灼的，他想拍电影，但是上海电影的一蹰不振，使他更是望电影而兴叹。

　　现在上影集团的大部分的电影，都是挂着上影羊头，卖着港片狗头的影片。

　　望着上海的那些高低明灭的楼顶，赵导百感交集。

　　上海这几年几乎像一个暴发户，疯狂一般地滋长。

　　站在楼顶上，看着别人的楼顶，真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人们常说楼顶是建筑的第五立面，楼顶的花里胡哨，就像女人对头发的精心加工，放眼望去，那些第五立面千奇百怪，犬牙交错。

　　作为一个艺术家，赵导不会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只会把目光留在第五立面的表层，他在设想着，这些立面下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上海人呢？

　　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如何的呢？

　　近年来拍摄的上海电影，大多数是香港那帮半掉子电影人（还包括一部分日本人），对上海的一些皮毛的撷取，仅仅把东方明珠塔、外滩、白度桥等这些最外在化的东西作为布景，然后加入一些人尽可夫的人物，便组成了一部上海题材的影片，其幼稚与无关上海的程度，是一目了然的。

　　也许旧上海反映得最好的不是上海人，而当代上海表现得最好的，同样不是上海人，真是可悲啊。

　　赵导正在神驰万里、郁郁寡欢的时候，突然小兔推门而入，“钱主任，莎比晕倒了。”